5月8日，一个令人永远难忘的日子！
许杏虎、朱颖同志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无情地杀害了，消息传来我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无论是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前辈，还是刚刚参加工作的新人，大家任凭泪水发泄着自己心中的悲愤和哀思。即使如此，我怎么都不能相信这就是事实。自去年8月与他分手，虎子那憨厚朴实的音容笑貌，他那充满青春活力的举手投足，仍像在昨天一样。我们甚至还曾设想，待今年找个机会让他回来一次，可万万没有想到，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噩耗。
回想起来，我们最初的结识还是在编辑部。一天，主任将一个瘦瘦高高的小伙子领过来说，这是你塞语界的同行。他大大方方地伸过手来，笑着说，“我姓许，言午许，名杏虎，人们都叫我‘虎子’。宋老师，以后多指教。”乍一看来，小伙子眼睛不大，使人感到其貌不“洋”。但他那大方的举止，朴实的谈吐，使你立即对他产生一种好感。我不解地问，“为什么叫‘杏虎’？‘杏虎’不就有一种木头老虎的感觉了吗？”他笑了笑，我们就这样认识了。
在以后的交往中，越发感到了他的“可爱”。谦虚好学，酷爱新闻事业；乐于助人，总是替别人着想，可说是他身上两个最大的优点。大家有事都愿意找他帮忙，而且他也从来都是来者不拒，尽其所能。
印象最深的是，我出任光明日报驻贝尔格莱德首席记者后，1996年7月，虎子开始到南斯拉夫进修塞尔维亚语。由于我和他都是单身在外，因此每当周末有客人到记者站来时，我总是想着叫上他。美其名曰为让他也改善一下，避免总是学生食堂的“老三样”，但我真实目的还是想让他给帮帮忙。每次虎子都是早早地就来，洗菜、洗碗、打扫卫生，连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，但他从来总是那样乐乐呵呵，似乎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一种享受。
1998年7月，我驻外即将任满，虎子同他新婚的妻子来到了贝尔格莱德。在一个月的交接时间里，恰逢我人大代表团访南，由于忙于采访，虎子的许多上任手续我就忙不过来了，不得不将地址和注意事项告诉两人，交待他们自己去办。7月的贝尔格莱德，已经是骄阳似火，但两人仍是高高兴兴地手拿地图、顶着烈日，挤着公共汽车去南联盟的各个部门奔波。他们不但毫无怨言，反过来还安慰我说，“趁机正好可以对各个部门的办事程序熟悉一下。”利用空闲，他们主动了解当地情况，撰写稿件，并在自己的稿件中将我的名字署上。
想起来，分手时的情景仍清晰在目。在我准备离开贝尔格莱德回国的那天，两位年轻人早早地来到我的住处，帮着收拾、捆绑东西，打扫屋子，忙个不停。上了汽车后我对他说，“今天再让我过过车瘾，到机场后我再交给你。”十几公里的道路一晃而过，一路上虎子仍抓紧时间核实着一些下一步他需要马上做的事情。走进机场大厅，办完一切手续后，我还开玩笑地对他们说，“再见了啊，今天你们送我，等四年以后我再来送你们！”
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分手还不到一年，我却又在北京迎回了他们。8个月以前还是那样朝气、那样充满活力的两个青年，换回来的却是两副沉甸甸、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骨灰盒。机场临别时的一句“再见”，竟成了我们之间的永别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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